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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形势不妙

“山贼退了?”直到此时,村民们才如梦方醒的看着空空如也的山路大声呼叫起来。

一些疯狂的村民早已杀红了眼,见杀贼退去,竟然不顾一切便冲了出去,紧追不舍。

“不要追击,快回来。”

听到林东的吼声,那些村民才不情不愿的停下追击的脚步。

“赢了,赢了……”

随着叫喊声一声高过一声,林东的名字第一次在村民中传了开来。

“林东,爷爷果然没看错你……”族长摸着那几根稀疏的胡须点头说道。

哼,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,林东心中暗自腹诽。口中却没说什么,只是艰难的摆了摆手。

站了这么久,林东早已体力不支,眼见山贼退却,一口气松懈,身子一软,缓缓倒下。

当他再次醒来之际,已经日落半山,母亲正坐在床前抹着眼泪。

“娘,你怎么了?”林东用力撑起身子,虚弱的道。

“东儿,你醒了……”

“我没事,外面情况怎么样了?”林东揉了揉眼睛问。

山贼已经退了,不过族长说,这伙山贼还在山下不肯离开只怕轻易不会放弃。

林东微微点头,他心中清楚,这些山贼没讨到好处,只怕不会善罢甘休,固守不是长远之计,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报告官府,让官府派兵围剿。

不过,这个方案很快就自己否决。

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休息,脑海中那些记忆碎片也终于被他整理了出来。

按照这些记忆来看,今年的确是明朝崇祯七年,此时的大明内忧外患。

从崇祯元年开始的大规模民变起,明军就与流寇之间你来我往,刀光剑影,打的不亦乐乎。虽然明军始终保持着对流寇的实力优势,流寇却没有被剿灭,反而到了崇祯七年,流寇有被欲剿欲强的趋势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各省总兵只能负责各省区域内的流寇。

而流寇之所以叫流寇,就体现在一个流字,跨省作战极为熟练,颇有游击战之风,期间还要带走路上遇到的良民,导致流寇实力越来越强,整个西北和中原一片混乱,北方几省流寇作乱始终无法肃清。

直到后来崇祯皇帝放权,任命陈奇瑜出任剿匪总司令,全权负责剿灭流寇,这个官职管辖流寇经常出没的五个省,包括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,所以权利极大。

陈奇瑜此人是进士出身,典型的文人(这点很重要,在明朝为了防止武将造反,都是文官统兵,武将负责实施。),而且即便在当时,此前他的名声也是很小的,看起来有些不靠谱,不过此人的本事却相当大。

《明史》记载,崇祯五年,其巡抚延绥,擒却头目百七十七人,六年,延水流域群盗尽灭。请注意,擒拿的头目就一百七十多人,那时他手上的兵不过两千人。

当时,明军对流寇保持优势,又有这样的猛人负责全面剿寇,很多人认为,流寇的日子差不多到头了,而事情开始的发展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的。

陈奇瑜一上任,就四面出击,打的流寇鬼哭狼嚎,湖广一时大盗几尽。而他对流寇的作战也不是随意为之,颇有一套系统,逐渐的将流寇的主力撵到了一个地方,力图围而歼之。

这个地方就是这次围剿的主战地—车厢峡。车厢峡位于今天陕西平利县内,长四十余里,四面山石陡峭,中间通道极为狭窄,易入难出。

说白了,就是前后山口一堵,甭管兵力有多精锐,装备有多齐全,都是死的份。而当时流寇的主力部队七八万人就来到了这个绝地,结果可想而知。

明军将山口一封,站在山上又是往下扔石头,又是往下扔火把,僵持了几十天,流寇死者过半,活着的更惨,人无粮,马无草,弓箭尽失,偏偏又下了二十天雨,可谓是十死无生,此刻只要明军发起进攻,大功即可告成。

而日后明朝的掘墓人李自成就在里面。就在这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刻,流寇过来请降了,笑话,折腾了这么多年,现在好不容易把你们全围住了,投降?早干嘛去了。即便是一般人,估计也不会同意其投降,但陈奇瑜同意了。

三万六千余流寇因此假降逃脱,大错就此铸成。这些人可不是刚刚反叛的农民,而是长年与官军斗争残存的精锐,经此艰苦考验,已有趋向职业化军队的水准,华丽的完成了由寇到军的转变,原来一直被官兵追着打,现在基本可以和官兵对着打。

可惜官兵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,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失利罢了,原来怎么打,现在还怎么打。

不久恶果显现,陕北悍将贺人龙被李自成击溃围困,猛将曹文诏战斗中被逼挥刀自尽,洪承畴,左良玉等名将畏敌不战。

仅仅第二年,明朝中都凤阳失陷,连朱元璋祖坟也被农民军刨了。至此,明朝再也没有机会,也没有能力将农民军全部剿灭。

虽然目前来说,明军对农民军还有优势,但是国内大规模的战争消耗钱粮无数,财政已经面临破产的窘境。

加上目前正处在小冰河期,天气异常,粮食欠收,连年自然灾害不断,导致国库空虚。

官府为了应对北方的战事,不顾百姓疾苦,不但不对农民百姓减税,还随意增加各种名目的赋税,横征暴敛,搞得民不聊生,百姓流离失所,纷乱四起。

此时的明朝军队早已成了一群只知道搞钱的恶吏,对付老百姓手段一套一套的,叫他们以命相搏对付山贼根本想都别想。

同时明朝朱家的皇子皇孙也越来越多,国家很大一部分钱都落入了这些皇亲国戚手中,又由于崇祯皇帝好大喜功,被人一通忽悠,大笔一挥,免除了商业赋税,这就让朝廷的收入雪上加霜。

这样以来,朝廷赋税全部落在了农民的身上,朝廷只能通过不断增加税收来维持战争支出,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而那些用大量银子堆出来军队此时早已腐朽不堪,几十万的军队,真正有战斗力的不过是将领花大价钱培养起来的家丁。

明朝开国时期,在军队主要实行的是卫所制度,以军屯作为军队后勤粮草来源,又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境或者就地形成了“商屯”,保证了边关军队的粮食来源。

但是问题来了,封建王朝永远摆脱不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,而在明朝不仅仅是大地主兼并自耕农,兼并土地的还有亲王郡王,军事勋贵,以及我们的这些边关将领。

各级卫所军官也像大地主豪强一般疯狂的兼并属于军屯的土地,到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时候,就已经有边将“广置屯田,私役屯军”,到了景泰时期就是“守城守关军士,多无田地耕种”,到了弘治时期就已经“屯田有名无实”了。

各级卫所军官利用职务之便,侵占军屯土地,私役士兵,同时和商人勾结,买卖商品,通过这一系列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,为他们私人蓄积家丁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基础。

大致在明朝中叶出现了武将私蓄家丁的状况,从明孝宗弘治年间开始,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成为了明朝边关防守的主力,在战场上发挥出了极其巨大的作用。

可随着文武官员的贪欲无休止的上升,家丁的数量也渐渐减少,加上军队内部矛盾的不断演变,军队早已没有什么战斗力。叫他们欺负一下老百姓还行,叫他们上战场,还是算了,毕竟还是活着比较舒服。

至于卫所军,更加指望不上。由于军官大贪婪,到了崇祯朝时期,卫所军户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,他们负担不起家属的衣着装备,家庭收获的粮米连吃都不够。

有的军户甚至衣不蔽体,有病无药可衣、没钱治病。除此之外,卫所军的军屯土地还遭受到诸侯王和贵族的侵占,这也使得卫所军的收入大大的降低。

诸侯王以及贵族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,随意的威逼役使卫所军户,卫所军户世世代代甚至成为了他们的专有奴仆。

卫所军户不在屯田,甚至充当了诸侯王、大贵族的劳工。因此,在这样的情况下,卫所军户出现了大面积逃亡的现象。

有的军户成为了工人与小商贩,有的秘密逃回原籍,有的直接公开离伍。

就这样,到大明开国仅仅七十年后,明英宗正统三年(公元1438年),卫所军户的逃亡数量竟然就已经超越了一百二十万。

这样的数量,基本上占全国军数的一半了。有的卫所仅仅只剩下了一个人!逃亡现象异常的严重,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了。

以目前的形势,就算官府想要剿灭山贼,只怕也有心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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